经济压力、数字化革命、越来越复杂的工作让美国的高校开始寻找“外来者”担任领导职务。

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每年超过5000亿美元的开支，并伴随着来自重大事件的压力。近些年，美国的高校都面临日益增长的开支，而这又受到了外界的质疑；它们还需要努力在传统教育模式中实现数字化的转型，并面对新竞争对手的挑战——例如在线公开课；同时，高校间对学生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很多大学需要依靠某些费用“折扣”来保证有足够的学生。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又要求高校重新评估学生和他们的需求。

很多处于企业界的人应该很熟悉这样的情况——公司董事会通常寻找非传统的领导者：那些有着不同技能、可以用全新方法解决问题的“外行”。

商业领导者受否可以领导学校？有趣的是，至少大学在寻找新领导人时正在转向那些追求利润的领域，为自己的领导层注入非传统的领导者。就列举三个最新的例子：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Janet Napolitano在2013年被任命为加州大学校长；摩根大通前副总裁Clayton Rose于2015年就任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校长，AT&T前高管James Clark于2016年就任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校长。

不过对高校领导层变化和背后原因的研究依然不够系统。我有机会在企业和高校两边观察这一现象——首先作为麦肯锡的资深合伙人，然后现在我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的院长。通过深入分析相关数据，与主要的猎头公司进行访谈，我对高校领导层变化的现象有了更全面的观察。

前所未有的趋势

我的研究首先反映了，对“非传统领导者”的定义存在不一致的观点，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定义，高等教育领域的非传统领导者数量增长明显（图表1）。在我看来，非传统领导者指的是那些在职业生涯中没有担任过全职教职工作的人——如今他们大概占了高校校长数量的三分之一。如果这种增长趋势持续，在大约十年内，他们可以成为大多数文科学院的领导者。

图表1：

非传统领导者在高校的分布并不均等

同时，在各大学中，非传统校长的比例并不是一致的。与猎头公司的访谈让我发现，那些面临危机或董事会不愿承担风险的高校更可能寻找非传统领导。数据进一步显示，非传统领导者比例高于平均水平的高校一般是规模比较小（学生数量和教职员工数量），经费不多（给每个学生的平均捐款金额），位于美国东海岸，并且带有宗教属性。

那些位于知名高校排行榜（例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最佳学院排名）前列的高校和排名较低的高校相比，聘用非传统领导者的数量少得多——排名前20%的高校大约有16%的校长来自非传统职业背景，而排名后40%的高校则有44%的非传统校长（图表2）。这也就意味着，在那些排名最高、入学竞争最激烈、捐款丰厚的顶尖高校中，非传统背景的校长还是少数，其中包括对非传统领导者的忠实拥护者：贝茨学院、鲍登学院、卡尔顿学院、科尔比学院。

 图表2：

    展望未来

非传统领导者是否会更成功？数据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回答这个问题起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和衡量成功。然而，一些指标显示，非传统领导似乎正在证明自己的价值。例如，高校更可能在一位传统型校长离职后聘用一名非传统背景的校长，而不是反过来的情况。非传统校长似乎也有着更长的任期：他们的平均任期为6.9年，高于传统校长的4.6年。

 图表3：

在非传统校长数量增多并获得成功的趋势上，高管猎头也有很多发现。在过去数十年，美国高校中，全职教授出身的校长数量剧烈下滑（图表3）。然后，就像在企业界，校长的工作也发生了改变——他们需要参与很多外部事务，例如筹集捐款，维护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理解学术规范和学术文化依然是基本要求，然而社交媒体带来的频繁曝光、转变的政府规定和政府对公立大学资助的减少——这些让校长的工作更注重出色的管理能力，所以很多传统的学校领导都不再谋求校长职务。大学也已经变为复杂的企业。很多大型研究机构还设立了医院之类的分支系统，它们为机构带来了一半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目前这种趋势并没有呈现反转的趋势，但这一趋势也不会阻挡那些学术出生的全职教授继续晋升为高校领导。然而，这一新趋势意味着高校需要像大型复杂机构一样管理和领导。人们争论的焦点也将从“下一任校长是否应该来自传统学术背景还是非传统背景”转向“高校领导者需要应对哪些挑战”。今后，高校会更多地考虑选择“外来者”当校长，很多候选人来自企业界。他们的成功也将让这扇门开得更广，更多的外来者会成为高校校长。

文章来源：达顿商学院